李自成在蓟州战败，退回北京后，并未留守北京，而是迅速西撤。

    这一是因为大顺军占据北京后，所作所为并不得人心，固守怕会成为瓮中之鳖。

    二是因为大顺军的流寇习性，打不过就跑，这是他们的习惯。

    三是，李自成心中，并没有对天下的责任感，并没有意识到胡虏入关，窃据中原，对天下的危害。

    有这三点理由，李自成心中便可以没有一点自责的向西逃窜。

    在李自成撤走之后，清军在蓟州与吴三桂合兵，经过极为短暂的商议，吴三桂被封为燕王，满汉大军近二十万，遂即向北京进军。

    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变化，原来吴三桂只是个平西王，但这次却被封为一字王，地位还超过做狗多年的三顺王。

    有这种变化，主要是因为没有发生一片石之战，吴三桂并未与李自成杀得两败俱伤，反而是多尔衮同李自成干了一场，让清兵有所死伤。

    另外，吴三桂的关宁军，同三顺王不同，三顺王的人马已经被八旗制度消化，丧失了独立性，而吴三桂的关宁军，却保留着独立性，同清军之间，若即若离。

    正是因为有这些变化存在，使得多尔衮不得不下大本钱，来招揽吴三桂。

    这也是清廷惯用的一种手段，先用高官厚禄，将人吸引过来，等到大局以定之后，再翻脸不认人，随便找借口杀掉，可以说相当的狡猾。

    招降郑芝龙是如此，招降孙可望也是如此。

    郑芝龙不用多说，被清廷的谎言骗得丢了几十年的积累不说，还连累隆武皇帝，自己也被清廷弄死。

    孙可望降清被封为义王，清廷派和硕简亲王济度、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，场面相当隆重，顺治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，十天之内，赐宴就达三次，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，另外赐给府第、解袍、朝衣、缎匹等，孙可望成了清廷红极一时的人物，可等孙可望将西南军情虚实出卖之后，西南抗清武装逐渐失利，孙可望便也兔死狗烹，别说什么义王，最后怎么死的都不清楚。

    清廷这两副面孔，许多人都只看见伪善的一面，不晓得他们是个没信誉的流氓强盗政权，明末清初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被骗。

    这次吴三桂获得的爵位，比原来要大得多，主要则是因为他有五万雄兵在手，几乎占了清军兵力的四分之一。

    如果能得到关宁军相助，坐了天下，一字王算个什么呢？

    为了将吴三桂绑在满清的战车上，多尔滚动了点小聪明，给了一个燕王。

    清军与关宁军，在蓟州简短的磨合之后，便开始散布谣言，声称是吴三桂借兵为崇祯报酬，欺骗北直士绅百姓，降低北直的反清意愿。

    清军前几次入关，对百姓屠杀，早与北直的士绅百姓结下血海深仇。

    如果清军直接打起争天下的旗号，必然会引起激烈的反抗和官绅的不合作，这样清军便很难站稳脚跟。

    打着为崇祯复仇，帮明朝平定流贼的旗号，那情况就不一样，士绅百姓的心情就复杂了。

    北京城内的官绅大多被李自成折磨不轻，对他们而言，清军固然可恨，但是李自成拿他们下狱，抢他们银子，显然更让人生气。

    他们听到吴三桂借兵平贼的消息，不禁纷纷大喜，自发前往城外迎接，却不想来的却是满清摄政王多尔滚，并且以征服者的姿态，进入北京。

    一部分人感觉情况不太对劲，悄悄溜走，而另一部分人，则将错就错，把多尔滚迎进武英殿，拜倒在多尔滚的脚下。

    满族毕竟是小族，以小临大，心中十分惶恐。

    多尔滚进入北京之后，起初还是比较谨慎，十分老实，凡事都听洪承畴和范文程的意见。

    为了获得汉族官绅的投靠，他也不敢声张来夺天下，而是标榜为明帝复仇，并假惺惺的下令，让北京绅民，为崇祯皇帝服丧三日。

    同时，下令不追究投顺官员，亦不分党派之别，官员一律原职录用。

    顺治初年，清吏部曾报道，有官员周伯达，在明朝时只任职陕西关西道，在大顺政权中，却担任甘肃节度使，还有官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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