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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文当然知道,这个时期,中国情报部门与日本的差距有多大,代力龙的特务处能够在上海站立足并存活下来,已经是一个了不得的成绩了,但是付出的代价和牺牲必然非常惨重。
其实,不要说是现在,就是整个抗战时期,几年后改名为军统局的特务处,在抗日情报战线上也一直是处于下风。
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,就因为中国的情报和反谍工作起步太晚,缺乏时间沉淀和经验积累,很多方面都是摸着石头过河,自己慢慢探索,根本无法跟已经有几十年经验的日本谍报机构相比。
但是,就是在这种力量悬殊的情况下,中国特工还是对日伪做出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据战后统计:敌后特工累计对日伪进行破坏2219次、突击日军595次;制裁日伪首要515次;刺杀日伪人员18444人、击伤5510人;破坏日伪机车492辆、车厢1627节、汽车479辆、船舰441艘、炮台及碉堡51座、飞机71架、兵营1578间、桥梁250座;搜集日军情报1021863件。
当然,这其中也许有些夸大的成分,但不可否认的是,这些战斗在特殊战线的敌后工作者都堪称民族英雄。
其中固然也有很多被捕后受不住酷刑叛变的败类,但是大多数特工都是视死如归的中华好儿女。
他们很多都是刚刚走出校门的热血青年学生,人人怀着报国之志,只经过短时间的训练,就一批批被派到敌后进行各种破坏和暗杀活动,然后又一批批牺牲在日伪的围追堵截之下。
从1937年算起,仅正式登记在册的特工人员就牺牲了一万八千多人,外围人员牺牲人数则超过四万五千人。
在周文看来,整个抗战期间,中国特工的表现比国军在战场上的表现要优秀得多。自己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,自然是能帮就帮,义不容辞。
但是么,道理是这个道理,在校长面前,该争取的还是要争取一下。
于是,周文又嘿嘿干笑了几声,露出一副不好意思的神情说道:“嘿嘿这个卑职在上海不仅仅是想做买卖,顺带还想成立一个防卫公司,也就是做些保安保镖、收钱干一些私下里的买卖之类的业务,这个防卫公司可以跟特务处”
“这么说你是想收钱才办事喽?”校长拉长声音,打断周文问道。
周文看到校长语气阴冷,眼神也透出一股森森寒光看着自己,不觉有些头皮发麻。
他知道校长已经动了怒气,但是他又不想让自己的佣兵团变成校长随意就呼来喝去的角色,这个习惯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
要不然,以后是不是只要有抗日大义的名分,自己都要听其使唤,这可不行。
于是,哪怕校长已经动怒,他还是硬着头皮道:“校长,卑职的志向是抗日不假,但卑职不是神人,手下也就那么一两千号人,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精力、财力和能力顾及到抗日的方方面面。先不说经费的问题,就是人力也吃不消那么多的事儿。”
“而且,卑职的防卫公司是要赚外国人的钱,只能在建在租界,并且还得以米国人的名义开办才可能得到租界的许可。而协助特务处开展工作可不是短时期就能见效的。如果有事临时抽调,万一防卫公司正好有业务,就怕人手上抓打不开,反而坏了大事。这就需要形成一种长期合作的机制才行。”
“再说了,防卫公司有米国人的股东,不收取一点儿费用,恐怕方方面面不好交代。”
其实周文倒不是真的看重什么费用,他只是不想给校长形成一种习惯,好像为了抗日就能随意使用佣兵团这支实际上不属于军委会的力量,那小爷以后还不得累死。
这世上,干什么事情都是需要代价的,白嫖这种事,自己在梦中想想就好了,现实中哪有那么好的事。
只有付出代价,才会知道珍惜,才会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有得失方面的权衡和考虑。
看着校长依然冷冷地望着自己,周文也不发怵,目光清澈坦然与他对视。
态度上表现出绝不会退让的架势。
反正又不是小爷求着你,大不了一拍两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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